藝術家專訪

Artist Talk: Yin Chiang

黑白琴鍵上的世紀辯證：從歐洲聲響的立體建築，到繁體中文的靈魂錨點

文／彭少宏

萊茵河畔的風，依然帶著冷冽濕意拂過初春的德國波恩（Bonn），空氣中彷彿懸浮著古典主義的莊嚴，與浪漫主義的餘味，這座古老城市孕育出貝多芬，也讓一位台灣鋼琴家決定定居為此。

2026年，適逢當代音樂巨匠捷爾吉・庫爾塔格（György Kurtág）的百歲誕辰，這位鋼琴家將帶著一套具備歷史縱深與前衛解構的曲目重返臺灣。

在越洋對談中，她以冷靜與通透，剖析了從亞洲填鴨教育到西方聲響的認知跨越，以及她如何在不和諧的現代音符與繁體中文的書寫之間，錨定自身的靈魂。

她，就是江瀅。

一位逃離紙上談兵體制的學霸

若追溯江瀅與音樂結緣的起點，那是一段發生於1980年代的台灣的故事，但故事卻與時代有著不同的軌跡。

江瀅的父親就讀師專時，深受王鴻年（知名鋼琴家王穎之父）啟發，對古典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；而她的母親則是在成年後，憑藉著對音樂的熱愛，開始學習鋼琴與古箏。

在那股「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」的時代洪流中，家中的鋼琴自然地交接到江瀅手上。從福星國小、仁愛國中，到師大附中音樂班，這份履歷看似是標準的科班菁英，但隱藏在履歷背後的，卻是一個學霸少女對僵化體制的無聲反抗。

就讀仁愛國中時，江瀅的學業成績極其優異，是眾人眼中理所當然該就讀北一女中的人選。面對父母與師長期待她轉換跑道、走向常規升學之路的勸說，她卻展現出了超齡的清醒與抗拒。

「雖然我有過目不忘的本領，常常翻了一下書籍後就去考試，也取得不錯的成績。但我不喜歡考試，更討厭同儕之間錙銖必較的氛圍。」江瀅平靜地回憶著那段被分數追著跑的歲月。對她而言，優異的成績不過是記憶力的副產品。

臺灣當時的教育環境充斥著「紙上談兵」的虛無，理化課本裡有趣的科學實驗，在升學主義下淪為死記硬背的公式，這讓她意識到，若順著這條體制之路成為醫生或科學家，她的內在將是匱乏的。

相較於冰冷的考卷，她在黑白琴鍵上感受到精神的呼吸，「我覺得我在彈鋼琴時感到比較快樂，能享受與自己的獨處」，江瀅坦承。這份渴望自由的種子，在她高一升高二暑假，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音樂夏令營時，徹底發芽。

那種截然不同的學習氛圍，讓她下定決心要離開臺灣的教育體制。

高三上學期，在順利推甄上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後，她毅然決然地抓住父親友人牽線的契機，前往奧地利進行未知的「裸考」，最終成功敲開了薩爾茲堡音樂學院的大門。

恩師全方位注入西方思維

感受建構聲音的三維空間

遠赴奧地利，江瀅迎來了生命中第一場劇烈的認知解構。在那裡，她遇見了恩師——彼得・朗（Peter Lang）。

彼得・朗帶給江瀅的，是一場從文化到聽覺的徹底「洗血」。回憶起這段經歷，江瀅的言語中充滿了敬畏：「他把我的大腦、耳朵、思想，都變成西方人的。」

在臺灣的傳統音樂教育中，學生的目光往往被限縮在鋼琴這單一樂器上。但彼得・朗強迫她打開視野，從交響樂、室內樂到歌劇，去全盤理解歐洲音樂的宏大體系。

更具顛覆性的是，他為江瀅建立了一套屬於德奧音樂的「三維空間學」。

「不同聲部的聲音，彷彿會在三維空間中形成一座建築。」江瀅生動地描述。在巴哈或貝多芬的音樂中，不同的聲部並非擠壓在同一個平面，而是如同宏偉的大教堂般，從不同的方位、帶著不同的共鳴折射而出。

而這套空間感，深深綁定著德文的語言邏輯與語感。她坦言，唯有學會了德文，開始用德文閱讀音樂學文獻，她才真正拿到了開啟德國古典音樂靈魂的鑰匙。

如果說彼得・朗為她建構了宏大的西方史觀，那麼另一位享譽國際的法國鋼琴大師皮埃爾-洛朗・艾馬爾（Pierre-Laurent  Aimard），則是那個帶領她走向現代音樂的引路人。

在碩士畢業後迷惘期間，江瀅主動爭取到成為Aimard旗下門生的機會。 與傳統的嚴師不同，Aimard 展現了極高的直覺與包容力。「他會精確地讓我知道調整方向，並時常鼓勵我給予我信心，他讓我找回自己，確定未來就是要走現代音樂。」江瀅如此形容這位大師。

能與作曲家對話是現代音樂的特權

而時間是音樂最無情的篩子

為何一位受過嚴格德奧古典訓練的鋼琴家，會選擇將大半生奉獻給艱澀、前衛的現代音樂？江瀅給出了一個充滿哲學深度的答案：

「演奏莫札特或貝多芬，是在承襲人類的『文化遺產』。儘管經典無比偉大，但演奏者永遠無法跨越時空，親口向這些數百年前的作曲家詢問樂譜背後的真意。」

「現代音樂卻賦予了演奏者一個特權——與活著的作曲家直接對話。」

然而，現代音樂中大量充斥的不和諧音，始終是大眾聆聽時難以跨越的高牆。

她曾在部落格中建議聽眾，面對新音樂應懷抱好奇心，去接納那些本身可能就旨在傳遞「痛苦」的不悅耳聲響，但在專訪中，卻撕開了現代音樂圈的國王新衣。「當代創作中的確充斥著品質堪慮的作品。有時候你直覺覺得不好的東西，它其實就是不好的。」

江瀅不諱言地指出，許多現代音樂之所以在當下爆紅，背後往往夾雜著政治因素或刻意標新立異的噱頭。如同杜象（Marcel Duchamp）將馬桶搬進美術館，第一個做的人是天才，但後繼者若只是一味模仿破壞，便毫無藝術價值可言。

真正的藝術，必須經得起兩三百年時間的無情淬鍊。與莫扎特同期的作曲家有成千上萬，但最終被時間留下的是莫札特。因此，對於有心接觸現代音樂的聽眾，江瀅的建議是不必強迫自己聽懂每一首曲子，盡量去感受，去懷疑。

不僅帶領聽眾穿梭百年來音樂時空

也重溫自己十六年前與交大的對話

這份對藝術史的深沉敬畏與嚴苛篩選，完美地體現在她即將於陽明交大舉辦的《變形的傳統》音樂會中。

這套曲目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世紀對話。

江瀅帶領聽眾，從浪漫派巨擘李斯特晚期的兩首作品啟程，一路跨越至二十世紀匈牙利兩位現代音樂大師——利蓋蒂與庫爾塔格的前衛解構。其中，適逢庫爾塔格的百歲誕辰，讓這套曲目蘊含了深遠的致敬意味。

被問到為何將李斯特與現代音樂並置時，她指出，李斯特晚期去世前兩年的作品，其和聲結構與理念已徹底褪去了眾人熟知的浪漫色彩，悄悄埋下現代音樂的種子。「沒有根基於傳統的創新，是沒有意義的。」

這場音樂會對江瀅而言，也是一場與陽明交大的跨時空對話。

2010年4月，她首次站上交大演藝廳的舞臺，為聽眾帶來梅湘（Olivier Messiaen）、貝里奧（Luciano Berio）等人的前衛巨作。十六年後，當她帶著更成熟的哲學思辨與全新曲目重返舊地。

巧合的是，陽明交大音樂所的許佳穎老師，去年亦在同一個舞臺上演繹了梅湘的《對耶穌聖嬰的二十個凝視》，而且是全本。

這份長達十六年的美學共鳴，在交大這座學術殿堂裡形成了一個時空閉環，證明了這座以理工聞名的大學，對當代音樂始終不渝的包容與前瞻。

在繁體中文裡重溫自己是台灣人

在專訪的尾聲，江瀅揭露了身上另一個迷人的維度——書寫。

在台灣的古典音樂界，能以深刻文字傳遞思想的演奏家並不多見，而江瀅卻常在部落格與社群媒體上，以極其精準且帶有文學性的繁體中文，發表對音樂的見解。

書寫，是她處理國族認同與文化漂泊的終極儀式。

成年赴歐後，數十年來浸淫在德奧的語言與邏輯中，江瀅坦率地道出了一個海外音樂家最深層的撕裂：「我在演奏音樂時，我覺得自己已經不是台灣人了，是位奧地利人。但是透過書寫中文，我感覺自己又變回台灣人了。」

2026年5月28日，這位鋼琴家，將帶著她對傳統與變形的理解，再次坐上陽明交大演藝廳的琴椅。邀請大家一同跨越百年的歷史長河、以及和諧與不和諧的聽覺界線，共同以音符為磚、以文字為泥，為當代美學築起一座不朽殿堂。

Artist Talk: Yung-lung Wu

在地球另一端讓靈魂呼吸：跨越兩萬公里、百年鄉愁、生死交界的探戈煉金術

文／彭少宏

在臺灣人世界觀裡，阿根廷是一個遙遠的地理符號，它位處台灣在地球上的「對蹠點」——穿過地心後另一端。那裡有著讓全世界瘋狂的足球、激情四射的探戈，以及一個名為「福爾摩沙」的省份。

若將時間指針倒撥回十九世紀末，這個看似浪漫的國度上，卻上演一部充滿艱辛的生存史詩。

當時，歐洲大陸上無數底層人民，擠上橫越北大西洋的客輪，航向阿根廷這個位居世界前十大富裕國家，尋求發展機會。但當他們抵達彭巴草原時，才發現等待他們是無盡的勞役、失根的孤獨與殘酷的階級社會。 他們是一群為生存而戰的異鄉人。百年後，這份深埋在南美洲大陸的焦慮，所衍伸出來的音樂，竟跨越兩萬公里的汪洋，擊中一位22歲臺灣青年的靈魂，並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。

在對長笛感到枯竭之際

遇見掏空他的魔鬼風箱

時間來到2007年，當時在高雄就讀於音樂系，處於大四、主修長笛的吳詠隆，正處於迷惘中。

在常人眼中，長笛是優雅、邏輯清晰且發展成熟的古典樂器，只要按部就班地考取樂團或從事教學，就能擁有一個可預期的人生。然而，對長笛既定路徑失去熱情的他，有一個執拗的靈魂，他在大學尾聲，瘋狂地尋找著其他可能性。

直到某一天，他聽見了探戈音樂大師皮亞佐拉的《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冬》。

在曲子中，他被讓皮亞佐拉稱為「魔鬼樂器」的班多鈕琴，其展現出的一種瞬間將人填滿、又瞬間將人抽空的拉扯感給吸引，那彷彿是一場對靈魂的召喚。

班多鈕琴，學習門檻很高，除了入門款價位近十萬外，它的發聲靠的是左、右兩側共計71顆，排列毫無邏輯可言的按鈕，且拉開與推回風箱時，同一顆按鈕會發出不同的音高。

這意味著演奏者必須同時處理「四副」截然不同的琴鍵圖譜，這是一種「反邏輯」設計。

做最壞打算後的義無反顧

飛往兩萬公里外的阿根廷

為了學好班多鈕琴，吳詠隆做出了一個在親朋好友眼中奮不顧身的決定——暫時放下鑽研近十三年的長笛，改學在臺灣極度冷門的班多鈕琴，甚至飛往阿根廷拜師學習，精神上宛如十九世紀末那些歐洲移民。

「我當時跟爸媽說，給我一段時間去證明，媽媽在爸爸的大力支持下也妥協了，我還記得我是在2008年的中秋節後一天出發」，吳詠隆回憶道。

當時的他，極度害怕搭飛機，並且完全不懂西班牙文，在阿根廷除了行前聯繫上的一位臺灣華僑外，沒有任何依靠。他甚至沒有考慮過，未來如何靠這項冷門樂器謀生。 帶著對探戈音樂的熱愛，他耗時三十多個小時轉了兩趟飛機，飛越半個地球後，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，敲開了探戈大師 Walter Ríos的大門。

不被熱門景點所動的苦行

叩關半世紀來的亞洲第一

Walter Ríos給這位亞洲弟子的第一道指令是——「浸泡」。

「老師要我無時無刻都聽探戈音樂，把探戈的律動融進血液裡面，這樣才能讓自己像是已經在阿根廷生活了幾十年的人」，吳詠隆回憶道。

為了馴服班多鈕琴這頭魔鬼，在第一次赴阿根廷學習的四個多月裡，他讓生活只剩下「上課」與「練琴」。連在他宿舍旁邊、著名的觀光地標——「玫瑰宮」（阿根廷總統府），也不曾讓他停下腳步。

這份遠超常人的投入，在日後結出了豐碩的果實。

2012年，學習不到五年的吳詠隆，在德國拿下了被譽為手風琴界最高殿堂——「德國克林根塔手風琴大賽」班多鈕組的首獎，他是該賽事舉辦半個世紀以來，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人。

重組三位探戈大師的基因

說書人留白者與文化混血

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，該如何傳遞出純正的探戈靈魂？他在三位風格迥異的大師身上找到解答。

他在阿根廷的第一位恩師——Walter Ríos，是一位「說書人」，他常將自己深刻的故事，透過班多鈕琴灌進聽眾的靈魂裡。第二位恩師——Rodolfo Mederos，則是一位「留白者」，「他的音樂宛如一條寬廣的長河，讓聽眾能將自己的悲歡離合投射其中」，吳詠隆的眼中發出光芒。

最後，是日本的小松亮太。這位大師繼承了阿根廷探戈的底蘊，並將日本探戈中那份獨特的幽怨與細膩融入其中，完成了「文化混血」。他向吳詠隆證明了一件事：探戈並非阿根廷人的專利，亞洲人也可以表現突出。

這三位大師的基因，最終在吳詠隆身上完成了重組。「我深知我不是阿根廷人，我無法複製他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生活經驗」，吳詠隆洞察入微地說。「承接Ríos說故事時能充分展現張力的語氣、Mederos思考時的留白美學、小松亮太的融合經驗，再結合我的經驗後，我創造出了自己的探戈音樂語彙！」

音樂無需翻譯，無論是阿根廷探戈、日本演歌、臺灣民謠，其中那些關於生存掙扎、底層人物的悲喜，都是相通的。

強顏歡笑的米隆加與寬廣的探戈

皆從班多鈕琴流露而出

為了詮釋這份「人類共通的經驗」，吳詠隆將目光重新投向了十九世紀末，那群在阿根廷登陸的歐洲移民。他們的苦悶結合其他音樂類型後，在阿根廷的底層土壤中孕育出了兩種靈魂面貌：米隆加（Milonga）音樂、探戈（Tango）音樂。

在一般人的認知裡，節奏輕快的Milonga是歡樂的；而節奏頓挫、旋律起落的Tango 則是憂鬱的，但吳詠隆卻以社會學視角，給出翻轉解讀：「Milonga 的輕快，在我看來其實是一種為了看淡生存困苦，所衍伸出來的強顏歡笑。」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當這群移民在異鄉逐漸站穩腳步，面臨的問題便從「生存」變成「生活」時，更複雜的心情就化做了Tango。也因此Tango光譜比Milonga更寬廣，裏頭有鄉愁、有愛人的背叛，以及夜深人靜時浮起的焦慮。

能將這些龐雜的生存、生活心情精準演繹出來的，正是班多鈕琴。

這項發明於德國的宗教樂器，到阿根廷後竟成為了這些移民完美的發聲器官，所以吳詠隆將其形容為一個「會呼吸的樂器」。

「當你將班多鈕琴放在胸前，雙手將風箱緩緩向外『拉開』時，那就像是人在深呼吸，那種膨脹感，會帶給聽眾感受到希望」，「但是，當你將風箱瞬間向內『推擠』時，彷彿所有的希望瞬間破滅，化為最濃烈的不滿與憤怒」，吳詠隆眼神閃爍地分享。

更有趣的是，他提到班多鈕有一項其他樂器都沒有的特質——在高潮處，演奏者會利用大腿與手臂的力量，產生一種彷彿要將樂器「甩出去」的視覺與聽覺張力。這種「甩出去」，對於當年那些底層人民而言，無疑能宣洩他們的苦悶。

班多鈕琴不僅是樂器，也是與演奏者的生命共同體。

睽違多年用探戈的五封信

在理性殿堂完成心靈療癒

時光荏苒，當年為了探戈不顧一切飛往南美洲的慘綠青年，如今已邁入不惑之年。回首來時路時吳詠隆坦承，有了孩子的羈絆，他已經失去了當年那份「縱身一躍」的決絕。

「如果要我用現在四十二歲的視角回頭看，我絕對不敢再做一次這樣的決定」，「如果我的孩子也走上音樂路，並在二十二歲時選擇遠赴異國改學冷門樂器，我想我會勸退他」，吳詠隆坦承。

這份由歲月帶來的沉穩與顧慮，在經歷了近年的全球疫情後，被放大成了對生命的終極叩問。

「我本來就是凡事都會做最壞打算的人。」吳詠隆平靜地說道。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間，表演藝術工作者全面停擺，更令他感到恐懼的是，他不僅確診兩次，還因體質關係必須服用特效藥。

「我突然意識到死亡在靠近我」，「如果我真的怎麼了，除了這把班多鈕琴，我還能為我愛的音樂留下些什麼？」，吳詠隆回憶起這段轉捩點。

這份深沉的焦慮，卻化作他強大的創作燃料，而他將這份體悟，連同Tanvolution樂團，化為即將在陽明交大演藝廳呈現的音樂會——《探戈的五封信》。

這五封信分別對應到五種情緒：過去、慾望、悸動、享受孤獨、釋懷，這是人類被觸動心情時都會經歷的過程。吳詠隆以此過程為主軸，從皮亞佐拉、小松亮太、韋隆這三位探戈大師的名曲中，挑選能與之呼應的作品。

他期待這五封信能像投入竹湖的石子，在陽明交大這個以理性、精密、科技聞名的學術殿堂裡，激起感性的漣漪，讓臺下的師生們，能跟隨著班多鈕琴與其他樂器的每一次呼吸，共同經歷一場「面對它、接受它、最終釋懷它」的心靈療癒。

Artist Talk: 3PEOPLEMUSIC

撥絃拂管，溯流而歌：從南藝大到芬蘭的絲竹奇緣

文／彭少宏

2025年10月23日，北歐芬蘭的坦佩雷（Tampere）迎來了凜冽的寒意，但在世界音樂博覽會（WOMEX）位於市政中心的官方舞臺上，卻流淌著來自亞熱帶島嶼最溫熱的絲竹之聲。

這是臺灣人首度登上這個世界級音樂殿堂的歷史時刻。

古箏如落花飛雨，中阮似暖陽穿林，笛簫若幽谷長風，臺下的觀眾或許不識宮商角徵羽，卻被這股源自東方的古老聲響深深懾服。

受邀至加拿大館展位撫琴時，甚至有美國聽眾聽得痴迷，在紙上勾勒下他們的操縵撥琴；隨後在赫爾辛基的岩石教堂，他們更與芬蘭康特勒琴天后——Ida Elina共譜跨越疆界的雅音之會。

當音符落下，當掌聲如雷鳴般湧動，在他們心頭湧上的，卻是十二年前在水岸咖啡廳燈影下，那段連一首曲譜都還未曾擁有的荒蕪與初心。

這是一段關於叛逆、修煉、執念與長情的故事，他們是「三個人樂團」——古箏演奏家郭靖沐、中阮演奏家潘宜彤、笛簫演奏家任重。

指尖撥弄與按壓的宿命充滿紅塵煙火氣

潘宜彤與中阮的琴緣，始於孩童間的「義氣」。

在國小一年級的歲月裡，音樂課上那臺小小的口風琴，是她童年裡唯一願在燭光下反覆溫習的功課。到了四年級，不願與手帕交分離的潘宜彤，懵懂地隨之踏入國樂團，捧起了中阮。

然而，那位女同學在升國中時卻隱入普通班，斷了琴緣，而潘宜彤卻在中阮那溫潤如玉、厚實沉穩的音色裡，尋得了靈魂的歸處。「中阮的音符比較簡單，跟樂團合奏時讓我感到很大的成就感」，她笑著憶起當年。

郭靖沐的古箏起點，則帶著誤會及幾分傲骨。

幼兒園時的他，原對小提琴心生嚮往。在三年級時古箏社來班上招生，認為古箏雷同於小提琴的他，認為機會來了。但在那個「男子撫箏未免太陰柔」的年代，他的父母不願放手。

然少年心性，他索性瞞天過海，偷偷在報名表上落下名字，回家後還面不改色地向雙親誑稱：「是老師選中了我」。這份帶著狡黠的叛逆，讓他在國華國中發現古箏與小提琴大相逕庭時，依然選擇將錯就錯，將這一襲長流的絃音，彈撥至今。

任重的笛簫之路，則顯得隨遇而安。

在他的記憶裡，三歲起家中便有黑白琴鍵相伴。往後父親秉持著「學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」，便將他送入光仁國小音樂班。抽籤選副修時，未能如願中選長笛，於是落入了小號陣營。往後又因祖父嫌小號過於喧鬧，最終改執起竹笛。

問及童年對音樂最深刻的眷戀，「是鄰居電子琴老師家的熱雞湯」，任重笑道。升入仁愛國中後，他發覺在笛簫吐納間，遠比在琴鍵上更為游刃有餘，於是將主修從鋼琴改為笛簫。

台南官田裡的七年少林歲月

若要尋覓「三個人」日後能在舞臺上指隨心動的底蘊，便得將目光投向那座隱於台南官田深山裡「少林寺」——台南藝術大學。

1998年創立的南藝大國樂系，首創七年一貫制。這意味著，在尋常十五歲少年還在嘻笑的年紀，他們便許下諾言，將精華的七年韶光，奉獻給古老的宮商角徵羽。

但潘宜彤坦言，遠離台北老家讓她感到非常開心。

「對於從小被約束的我來說，感到很開心，當時我也沒有想說要在國樂系唸到什麼程度」，她自嘲地笑道。然而，南藝大那股修煉氛圍，終究將她拉回了正途。在高二恩師的點撥下，她重拾對中阮的敬畏，從此蟬聯每學期的主修榜首。

郭靖沐則抱持不同的態度，因為投身這座國樂殿堂是他年少時唯一的宏願。

「那時的南藝大國樂系門檻極高，未必會招滿，而且採獨招，在許多學生心中顯得獨特」，「比賽時遇到的很多學長姐後來都讀南藝大，所以我一直很想進到裡面增進琴藝」，「琴藝若是不精，是會被逐出師門的」，郭靖沐回憶道。

出身台北私立學校的任重，在南藝大之初，卻經歷了水土不服。

習慣自由學風的他，升大四時一度拜師學習西洋長笛，企圖插班。所幸，系上一位留洋歸國的老師語重心長地開導：「南藝大國樂七年的養成，對你未來會有很大的幫助。」

任重留了下來，而那七年令他最感念的，是學校賜予每四位學生一間專屬的琴房，可以連續使用七年。

在一度只有一間餐廳的學校裡，他們唯一的交集便是在琴房走廊上的相視一笑，與無數次挑燈夜戰的切磋琢磨。同窗的郭靖沐與潘宜彤，加上大一屆的學長任重，三人的命運之線，在這座國樂少林寺裡，悄然且緊密地纏繞在了一起。

十二年前在水岸燈影下的誓言

三個人下山之後，踏上不同的旅途，任重、郭靖沐回北部於臺藝大攻讀碩士班，潘宜彤則遠赴上海深造。

2013年的秋天，郭靖沐與潘宜彤在酒酣耳熱之際，聊起傳統國樂團編制龐大，演繹的多是氣勢恢宏的經典名曲，雖能博得滿堂彩，但總覺得少了幾分傾吐自身心緒的暢快。

在滿腹熱血下，兩人決定和另一位朋友成立「三個人」，並打算於平安夜舉辦首場音樂會。

兩人多方洽談場地後，獲得政大水岸咖啡廳老闆馬德芳的支持。音樂會開始前，馬老闆親筆寫下：「非常榮幸能夠參與你們第一場演出，夢想的路從這裡跑起，站在大小的舞台上，把美妙的音樂放進人們的心中。」

平安夜那晚如此寒冷，但在小小的咖啡廳裡，卻擠滿超過三十位聽眾。身穿藍衣黑褲的郭靖沐，與身著黑色V領與灰褲的潘宜彤，懷抱著緊張、羞澀的心情跟聽眾分享音樂。

首場音樂會的曲目，不僅放進了觀眾心中，其中經改編的《神魔之塔》，更鑽入任重內心深處，他驚豔這兩人竟能如此地做自己想做的音樂。

於是，某天他在搭公車時，決定打給郭靖沐說他也要加入。

爾後，「三個人」從此由郭靖沐、潘宜彤、任重三個人擔綱。2014年8月30日，在臺北忠孝東路 Dela1010 Cafe' 那場名為「有朋自印度來」的雅集上，是「三個人」完全體的第一場音樂會。

回首來時路三人心中盡是感恩

憶起2014年的首場音樂會，到2025年在芬蘭WOMEX的演出，對於這十二年的相伴，三個人的心情雖然不太相同，但有著同樣的感恩。

潘宜彤感嘆，最令她感到苦澀的，是申請公文、籌措盤纏、聯繫場地等等，這些與音樂無關的繁瑣庶務。任重想到的，則是當天打給郭靖沐的那通電話，以及往後一起創作出有別於傳統國樂的作品。 「我們曾有過面紅耳赤的爭執，也半認真地說過要拂袖而去」，「但如今想來，最令我感動的，是我們三個人歷經千帆後還在一起，並且清楚地知道彼此的長處。」團長郭靖沐的眼神裡，透著被歲月洗鍊後的溫柔。

在近年創作中更納入團員的神韻與時代記憶

浩瀚的樂譜中鮮少有專為古箏、中阮與笛簫這編制所作的篇章，所以剛成團時，他們面臨的第一個困境就是——「無曲可彈」。他們只能挽起袖子執筆，而《三花兒弄梅》便是第一朵綻放出的傲骨之花。

早年創作時，郭靖沐避開不可彈奏的音符後，在古箏上尋求最悅耳的音色；潘宜彤則是邊撥揍邊錄音，試圖為中阮尋找新的可能性；任重則是善用鋼琴架構來佈局，再填入喜愛的異國風情。

如今，他們在落筆譜曲時，眼中所見已不再只是樂器，而是三個人的默契與神韻「現在我在作曲時，腦海中浮現的，是他們兩人撫琴吹管時的表情，甚至是肢體搖曳的姿態。」郭靖沐的話語中，透著極致的浪漫與相知。

更深層的蛻變，在於他們將目光投向了教育與社會關懷。

潘宜彤與郭靖沐，著手將中阮與古箏的樂曲集結成冊，任重則為學子量身打造小編制雅樂。他們在音樂會曲目設計上，更關注台灣的時代記憶，希望利用現代國樂語法去翻轉歷史記憶。

「那些曾經迴盪在古老臺灣街巷的民謠，是這片土地的共同記憶。隨著時光流轉，它們或許不再是這世代的流行，但我們選擇繼承。」郭靖沐訴說著他們的宏願。

將這故事化為陽明交大雅集裡的華音

帶著這份厚重的文化期許，2026年的暮春，「三個人」將踏入陽明交通大學，帶來一場名為《三個人的藝響對話》的樂音盛宴。

十首曲目，宛如十幅光陰的卷軸——《三花兒弄梅》、《吃飯忘記》流露出2017 年首張專輯的純粹與初心；《黑天》、《酒中仙》展露著2022年第二張專輯《嬗》的蛻變；而《望著牛尾擺呀擺的阿枝》則沉澱了2023年，《三個人的他》的溫柔。

此外，他們將帶回在芬蘭雪國中，奏響的新作《遇見桃花源》與《草蜢愛上雞公》。

面對陽明交大日日與科技為伍的師生，他們不打算正襟危坐地演奏。「當天的音樂會，在彈奏前，我們會如同在錄Podcast一樣，和大家分享曲子背後的故事」，潘宜彤笑道。他們要褪去大師的光環，呈現最真實、甚至偶爾拌嘴的同伴日常。 誠摯地邀請您，在油桐盛開的季節，讓我們靜下心來，聽「三個人」喚醒沉睡在歲月深處的的東方迴響。